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：一个城市的实力，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房价。

但一个城市的实力，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估计很多人只有一个模糊、感性的认识，没有深入思考过。

比如说北京实力强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，首都嘛。比如说到深圳实力强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因素，特区嘛。比如说杭州实力强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环境因素，天堂吗。

好了，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理下去的话，我们会列举出很多决定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因素。全部穷举的话，大概能有十几项。

不过在这十几项因素中，主要有三个要素，是起到根本性、决定性作用的。

这三个要素：第一是经济实力强弱，第二是行政级别高低，第三是领导情感加持。

我再重复第二遍：第一是经济实力强弱，第二是行政级别高低，第三是领导情感加持。

我再重复第三遍：第一是经济实力强弱，第二是行政级别高低，第三是领导情感加持。

其他的，都是次要的，不起关键作用，或者说是锦上添花的因素。

01 经济实力强弱

中国总体上，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？说直白一点就是贫穷。

因此，从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国家的第一要务，就是发展经济，所以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，四十年来，一直没有变过。

总设计师还特别说了一句大白话，叫白猫黑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。

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能不能挣钱。

比如，在第一代企业家圈子里面，就有一个约定俗成，那就是谁钱多，谁就能在聚会场合座第一把交椅，占据主位；谁钱多，谁就最有男人魅力，哪怕你丑的不能再丑。

粗俗一点说就是，谁钱多，谁就dior大。

不服，不服你也比我大？

放到城市里面，就是谁的GDP高，谁纳税多，谁就牛逼。上面呢，就能给你更多的权利。

最典型的有两个城市，一个是十几年前的浙江宁波，一个是今天的江苏苏州。

当年，宁波GDP在浙江是当之无愧的一哥，省会杭州在他面前，都是小弟。

因此，那时候浙江全省开大会，入场时，宁波的一把手，穿着笔挺的雅戈尔进口面料西服，是要走在杭州一把手的前面的。

又比如今天的苏州，虽然只是一个连机场都没有的地级市，但是人家就是能挣钱，就是能赚取白花花的银子给省里花。

不服，不服你先把GDP也干到全国第六再说？

所以，苏州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，但是在气场和气质上，完全不输南京，甚至一度以苏南发达地区自居，瞧不起苏北。

02 行政级别高低

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项特别重大的贡献，就是提出了《政治经济学》，这个理论，和资本主义的《市场经济学》，并称为经济学的两大门派，类似于南乔峰北慕容。

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，就是前缀副词，政治两个字。这一点，懂政治的人，都明白。尤其是经历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洗礼的中国人，更是刻骨铭心。

古代那叫官大一级压死人。现在就是城市行政级别越高，越能分配更多资源，抢到更好政策，争取更多支持。

目前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，依次是首都——直辖市——副省级省会城市——计划单列市——非副省级省会城市——地级市——县级市——乡镇——村。

九个等级，居然完美地和古代的九品正中制——重叠了。你说是巧合呢，还是巧合呢？

所以，虽然听起来，山东青岛管辖的县级市平度市，一把手叫书记，直辖市重庆一把手，也叫书记，但是这两个书记，那中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。

平度的，是七品的县处级，类似于曾经的县令。重庆的，是一品的副国际，类似曾经的副宰相。

而谁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就像当年被宁波一直压着的杭州，最后卧薪尝胆，哪怕是背着“炒地皮”的骂名，也要不择手段做大做强杭州。

就像如今的南京，拿着上面定的“首位度偏低”的尚方宝剑，一门心思把全省资金资源往南京堆，地铁一条又一条，新区一个又一个。

如今，宁波再不敢轻易在杭州面前造次了，苏州也再不能轻言南京是苏北土不拉几了。

这，就是行政级别的力量。也是现代版的官大一级玩死你。

不过，正如当家的一直强调的，在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没有变一样，在经济强弱和行政级别高低二者之间，总体上还是经济实力的因素要大行政级别的因素。

就像重庆虽然贵为直辖市，行政级别比苏州高两档，但是没有谁会傻到认为重庆实力比深圳彪悍一样。

当然，如果经济实力相当，或者差别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那么行政因素就能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了，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杭州反超宁波。

03 领导情感的加持

首先声明一点，这个因素有点敏感，因此只能比较含蓄地点到为止，不能写的太直白，也不能分析的太深入。

能理解的就理解，一知半解或者不能理解的，也别在后台留言了。如果好奇心实在比较强，可移步知识星球，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提问交流，能回答的，尽量给大家回答。

如果说经济强弱和行政级别是属于看得见、可比较、能精准衡量的要素的话，那么领导情感的亲疏，就是一个不能量化、不能衡量、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是又及其微妙，却对少数城市起着决定命运的要素了。

概括成一句话就是，一切听天命、看缘分。

最近几年，贵州的经济增长非强劲，GDP增速好几年排名前三，一度力压GDP狂魔重庆，在西部独占鳌头，可以说风头无二。

贵阳的房价也得益于全国大行情和自身经济的发展，翻了接近一倍。

明眼人都知道，贵州近些年的发展，关键在于其“十二五”期间贯穿全省的高铁建设，成功激活了整个经济的活力。

尤其是高铁“贵广”线，直接把贵州这个四面环山的内陆穷省，搞成了有出海大通道的准沿海省份，区位优势即刻凸显，瞬间不输成渝。

目前，贵州的高铁优势在西部仅次于成都，略胜过重庆。

那么贵州的高铁，应该归功于谁呢？很多人说应该归功于从广东过去的那位老省长。在他超高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狂魔般的干劲推动下，贵州硬是完成了跨越三省的大手笔大战略高铁建设。

据说，在这位工作狂魔省长治下的那几年，贵州的公务员怨声载道，工作强度和压力太大了。干得不好，是可能当场下课的。不过回过头来看，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强人，才有了今天的贵州涅槃。

对于贵州，广东的那位老省长，确实功不可没，而且是摆在台面上的第一功，但是又有谁知道，在更后面，在更上面，还有另外一位对贵州发展来说，影响更大的老书记呢？

对于广东广西，贵州算是兄弟省份，可以通过政治智慧去斡旋。但是对于主管高铁建设的几大部委，那可是贵州的顶头上司，广东过去的省长，能力再强、智慧再高、魅力再大，也是然并暖的。

这个时候，另一个人该出现了。老书记！

广东过去的省长在一次开会间隙，向老书记汇报说：

我是从东部沿海最发达地区最发达城市过去的，来到贵州，看着很多贵州人民，都二十一世纪了，还穿着补丁上再打补丁的衣服。有些人家，依然只能过节才能吃上猪肉。孩子们上学，还要光着脚爬十几里的山路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不好受。老书记，贵州的交通，尤其是高铁的建设，迫切需要提速。

听了老省长的汇报，老书记良久低头不语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回想起了十几年前，他离开北京，来到贵州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回想起了在贵州和他一起共事的领导班子，回想起了地无三尺平的贫瘠土地，回想起了在这片土地上日夜耕作但收入微薄的贵州人民，也一定想起了四十年前他下乡插队在农村的艰苦生活。

会后，老书记召集分管高铁建设的几大部委负责人，商讨贵州的铁路建设。有部委负责人说，“十二五”高铁规划已经做完了，现在要改，不太合适吧。而且如果改了，其他省份会不会有意见？

老书记沉默了很久，若有所思地说：我看过规划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高铁项目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，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高铁都集中在中东部经济发展较好地区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，规划在西部欠发达落后地区。

难道非得中东部大鱼大肉，而西部却只能吃糠咽菜、甚至连口汤都喝不上吗？你们仔细讨论讨论，想一想，这个规划，能不能调整一下。

最终，贵州铁路，半路“插队”十二五规划，开启了开挂式的建设，也才有了七八年后，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贵州之前，有拿着尚方宝剑的天津。而贵州之后，有穿着黄马褂的杭州。

一座城，遇上一个人，是运、是命、是缘，可遇不可求。

04

好了，该分析的、能分析的，都分析完了。

如何选择依然值得重点关注的城市，大家对着上面三个要素，然后再加上一条：城市房价在这一轮大行情中，涨幅不超过1倍的对号入座，基本就心里有数了。

（友情提示：适用以上条件的城市，仅指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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